台民提自治宣言遭日本重判四个月 战后中华民国改採公开处决

1 月 30 日,这个没什幺人会纪念的日子,是 1921 年 台湾人向日本帝国议会提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的日子。

1921 年 1 月 30 日,林献堂将上有 178 位台湾民众连署的《台湾议会请愿书》上交日本帝国议会,开启台湾议会请愿运动的序章。自 1895 年台湾归入日本帝国版图以来,大小规模的武装抗争虽然逐渐式微,但随着教育体制成熟,以新式教育为养分的台湾青年,渐渐在帝国与殖民地的周旋中崭露头角。

当时人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自「帝都」汲取了新的民主思潮,开始关注出生地台湾的殖民统治。以林呈禄为首的台湾青年主张,诉求六三法撤废,等于认同以「同化」为目的的内地延长主义,于是,他们改以殖民地自治为核心价值,依日本帝国宪法要求国家赋予殖民地人民请愿权,并要求帝国议会设置殖民地议会。几经挫折,终于在 14 年后间接促成了 1935 年日本政府开放台湾州、市、街、庄的议员半数名额由民选产生。

回顾「台湾议会请愿运动」进行的 1921 到 1934 年,这十四年间台湾人虽然身处殖民地的弱势处境,但至少能透过民主方式,向中央政权提出诉求。值得一提的是,在请愿运动开始前,林献堂还多次拜访时任台湾总督田健治郎,让我们看见一个运动者发起联署前还会事先通知执政者,有着温润多礼的性格。而田总督多次在日记中反对林献堂等人的「不稳举动」,并在会面时「痛论其谬妄,忠告静思熟虑」发出多次警告。两年后「治警事件」爆发,争取台人权益的知识份子多人遭日本官方逮捕,经过一二审上诉,多数都无罪释放,罪行最重的则被判刑四个月。

所有的权益都是有人牺牲争取来的!台湾启蒙运动遭一次又一次打压,但随即累积能量再起,台湾人意识也跟着一波又一波逐步启蒙。在这个历程中我们也不难理解日本时代台湾人在殖民体制下矮人一截的苦闷无奈,士绅透过管道与统治者沟通、同时发起各种运动,即使有各种打压,大致还能在法治的规範下逐步争取权益。

台民提自治宣言遭日本重判四个月 战后中华民国改採公开处决

习惯这种模式的台湾人,绝对难以想像战后面对的中华民国政权统治竟是截然不同的光景。1947 年二二八事件一发生,各地台湾仕绅自发性地组织地方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向中央提出地方自治的宣言与要求。相较于日治时期的「严正警告」,这次台湾人民的发声,换来的是蒋介石下令「祖国」军队来台进行称为「清乡」的全岛大屠杀;相较于台湾议会请愿运动所引发政治迫害「治警事件」,最重的判决是蔡培火与蒋渭水两人的四个月徒刑,二二八事件后领衔与国民政府军沟通交涉的地方仕绅一一被公开处决或人间蒸发,汤德章、王育霖、李瑞汉、陈澄波,一整个世代的台湾知识份子被大举消灭。

时至今日,台湾社会民主化一路走来摇摇晃晃,在党国教育的洗脑下,基本的正义、法治等价值从未被釐清:带领清乡密裁的军人领导在电视上大放厥词、逼人自焚殉道的警察当上市长、下令屠杀异己、擅自窜改判决书的国家元首可以坐拥纪念堂。一切不正义的作为都能依「奉命行事」、「依法行政」、「大局为重」等话术美化开脱。

台民提自治宣言遭日本重判四个月 战后中华民国改採公开处决

长期以来日本时代种种遭战后中华民国政权刻意丑化甚至抹去,为的是避免在两相对照下凸显其为极端落后及文化素养低落外来中国政权的血淋淋事实,以免统治基础动摇。理解日本时代的真实样貌,我们才能了解那个时代的台湾人经历了什幺,日治并不如党国宣传的一无可取,但也并非完美天堂,日本的治理能力远在中国之上,也不代表台湾就该被日本统治。

延伸阅读:

《台湾青年》刊物于东京发行(1920/07/16)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921/10/17)治警事件爆发(1923/12/16)台湾民众党成立(1927/07/10)台湾民族运动先辈蒋渭水逝世(1931/08/05)台湾选举初体验(1935/11/22)林献堂躲避中华民国政权整肃离台赴日(1949/09/23)